在这个特殊的年份,人们的神经极度敏感,最近一个月里发生的诸多事件显示,任何一句不经意的言论都可以擦出火花。这对于一片遍地干柴的土地来说是尤其危险的。
陈一谔身为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,由于一席不负责任和不符常识的讲话遭罢免。孙东东叫兽,以牺牲自己的壮烈方式点燃信访制度的火药桶,引起轩然大波。成龙老师不分场合和身份的一席高谈阔论,更是得罪了两岸三地、上至政府官员下至黎民百姓的几乎所有华人。事后三位都及时抛出言论自由的挡箭牌拒绝道歉,似乎我们国家一下子变成了言论自由的国度。
这里有一点必须澄清。虽然以上三位大侠都大胆地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,但这不构成判断一个国家言论自由程度的依据。一个人的言论,不管是得罪了谁,都不应该被扔进监狱。这也是一个国家有无言论自由的最低标准。以上事件都不牵涉到因言获罪,抛出言论自由予以搪塞只能说明了自己无知。
陈一谔身为学生会会长,言论既然不能代表学生会会员,在一个游戏规则非常明确的环境里,自然一定会被罢免。
作为司法精神病专家,“99%以上上访者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”的说法或许是非常严谨的科学结论,但这一点只能留给学术界来给出判断。孙东东的神奇之处在于,他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法,使一群弱势群体从长年的社会阴影之下走出,第一次被放在了聚光灯下,受到全社会的瞩目。许多人努力多年的事情,孙东东一语定乾坤。这不禁让人反思,推动社会进步有的时候不能太直接。
相比之下,成龙的一席话则严重缺乏技巧。成龙原本想为极权体制辩护的言辞,由于缺乏技巧,被不明真相的群众普遍理解为“中国人乃劣等民族”。这句极具杀伤力的话很容易勾起人民对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痛苦回忆。因为确实很难相信,美国人不需要管、日本人不需要管,而唯独只有“中国人需要管”,除非“被管”是一种高贵的权利。以人种为由的主动献媚之辞,连极权体制本身都有点听不下去,看来成龙需要与时俱进。
以上几件事也让我们反思,作为公众人物应该如何珍惜自己的话语权。
孙东东的言论如果没有确实的科学依据,那么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应该是一件颜面扫地的事情,毕竟良知与科学你不能一个都不要。当然,由于他的话是某些人爱听的,这可以是孙的仕途飞黄腾达的开始。陈一谔由于缺乏常识和违背竞选承诺,估计在香港从政的希望应该是幻灭了。当然,如果香港人普选的努力完全失败的话,这个人当个特首还是有可能的。成龙的博弈有点令人费解,在没有搞清楚是谁在看他电影的前提下,急忙抛出“人种论”,在人们头脑里莫名其妙地留下这么一个阴影,这根本无法使他的电影更卖座,甚至可能使他的中国形象大使身份岌岌可危。
这三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大胆地站到了普通民众的对立面,把自己命运的赌注压在了中国极权体制的延年益寿上了。当然,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在不同程度上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。只是远不及人家来的那么极度自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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