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an's Blo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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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年前，中国发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民主诉求，这使其在发生时就注定将被载入史册。但大多数人没有料想到，事件的结局是如此的悲壮。更没有想到的是，一次失败的民主诉求，在此后二十年的岁月里，竟然如此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走向。二十年过去了，当我们回顾历史，所有的这些才逐渐清晰起来。

六҉四҉事件悲剧性的结局是执政党彻底丧失合法性的标志，它使建国以来堆积的所有社会矛盾和解的可能性被彻底打破。如果说一个不体恤民情的政权没有执政的道义基础的话，那么一个屠杀人民的政权则毫无疑问是非法的。执政党彻底扬弃正义也必然注定了其被历史所无情抛弃的结局。

这次事件之后，孤注一掷的执政党，寄希望于通过发展经济来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治局面。二十年来，生活逐渐殷实起来的一方向往与之相匹配的政治上的权力，而不见起色的绝望一方则加速了社会矛盾的激化。他们都被执政者视为不稳定的潜在因素，并被许以更大的经济利益作为诱惑，希望借此无限期地拖延合法性争论。经济的不断加码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；而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又需要经济上不断加码来冲抵。于是，中国的经济也像打了鸡血一样迅速崛起。

然而，经济指标的提升并未对改善人民的生活起到明显作用。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被小部分具有先天竞争优势的人所瓜分。中国经济二十年来的发展已经清楚地展现为，通过对于底层劳动人民的疯狂掠夺而实现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。另一方面，经济指标的改善也未能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。急功近利的商人在好大喜功的政客的指引下，中国的企业几乎完全放弃自主创新，安于成为世界加工厂，同时毫无节制的挥霍子孙后代的资源，将中国带上拉丁美洲的发展道路。

与此同时，在一切以经济为中心的指导下，中国社会拜金主义、功利主义、机会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极度横行，整个社会风气每况愈下。在如同原始丛林般的竞争环境里，利欲熏心的商人勾结横征暴敛的政客，一方面，疯狂地累积财富，同时又一个个令人目不暇接地列队成为阶下囚。整个社会变成赌徒的赛场、冒险家的乐园。

其次，中国知识界在这次事件后迅速奴化。知识界是历来政治运动的重灾区。如果说知识分子从反右被打断脊梁、文革被彻底消音的话，那么八҉九҉年以后，在权利和金钱的威逼利诱下，奴才型的知识分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一夜间完成从受害者到制度帮凶的脱胎换骨的转变。这些完全丧失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，在关系民族大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袖手旁观、顾左右而言他。而在领会、揣摩、迎合自家主子方面则善解人意，主动抛媚弄骚、投其所好、各显神通。完全丧失了良知和原则，丧失了匡正时弊、启发民智的天职，沦为统治的传话筒和驯服工具。

如果说，中国的改革在前十年时间里，在经济、政治和文化上均有建树，为改革奠定了基础的话，此后二十年改革的成绩则乏善可陈，并为未来埋下来巨大的社会隐患。而这一切，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六҉四҉事件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。然而，罪恶造成的恶果往往只能靠更深的罪恶来掩盖。二十年来，统治集团不仅没有回归正义，反而加速了其黑社会化的进程。八҉九҉年以后，集团内依恋正义者遭无情地排挤、软禁和流放；心狠手辣的刽子手们却一个个身居高位。军队、公安、法院、检察院一一丧失独立性，逐渐沦落为黑社会集团的外围组织，成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工具。二十年后的今天，执政党已经完全蜕变为一个没有原则、不讲人性只讲党性、一切以维护统治和集团利益为唯一目的专制独裁政权。

迷恋黑暗者最惧怕阳光。独裁政权在强化其统治的同时，不忘变本加厉地打压异议人士、堵塞言论、混淆视听、制造假想敌。在中国，记者、律师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职业。而从网站泄漏的关键词过滤列表可以看出，在当今的中国，言论禁忌是历史上任何文字狱鼎盛时期都无法企及的。

然而，合法性问题不可能永远搁置，六҉四҉是必须得要跨过去的坎。二十年来，人民没有忘记六҉四҉，执政党更不敢忘记。大家心知肚明、心照不宣。历史的评说最终靠得还是天地之间那杆秤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正义虽然有时会迟到，但是永远不会缺席。罪恶只能通过彻底检讨来救赎，不然只能越积越厚。靠倒浆糊来蒙混过关肯定不是办法。实现权利的顺利更迭，只有弃恶扬善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执政党面临的两难困境将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棘手。靠利益收买无法永远奏效，放任腐败等恶势力肆意发展，唯一结果是被民众暴力声讨；声严色厉地打击腐败，则将亲手消灭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和统治的最后根基。经济强心剂也只能暂时延缓机体的衰败。仓廪丰实自然催生制度上的思考，物质提高则不甘逆来顺受；倘若重回闭关锁国的年代，则民不聊生而无所畏忌。诉诸邪恶也不是长远之计，随着黑社会集团逐渐壮大，当全社会都黑社会化了，那么黑社会赖以生存的敌人又在哪里呢？

仅仅过去了二十年，中国大地沧桑巨变。一次失败的民主诉求竟然以这样的方式，如此悲壮而又深远地影响中国政治、经济、生活等各方面，不禁令人心酸。最后，想起杰弗逊的一句话：之所以暴君可以立足，是因为拥有良知的人民沉默。在当今的中国，邪恶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得更是得益于良知者的集体沉默。每当想到这一点，我就无法继续泰然自若地去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使自己相信，某些邪恶不同于其他的邪恶，或者去说服自己邪恶偶尔也会孕育芬芳。

黄健 于美国旧金山
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日 星期三